超音速队(怎样对待贫困者才是道德的？)

1971年11月，在我写作此文时，今孟加拉国地区的人们因食物匮乏、流离失所、缺医少药而遭受死亡的威胁。从任何宿命论的意义上来看，如今仍在那里上演的死亡与苦难并非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持续的贫困、飓风和内战，至少有900万人沦为赤贫的难民；然而，富裕国家完全有能力提供足够的援助，将任何更进一步的苦难减少到很小的比例。人类的决策与行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止这种苦难的发生，不幸的是，人类尚未做出这种必要的选择。

在个人层面，除极少数人之外，人们还没有以任何有效的方式对这一情形做出回应；总体而言，人们没有向救援基金捐赠大额的救济款；没有给议会代表写信，要求增加政府援助；他们没有上街游行，举行象征性绝食，或者做其他任何直接有助于为难民提供满足其基本需要的手段的事情。

在政府层面，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至今提供过能够使难民存活超过数天的大规模援助。比如，到目前为止，英国已经捐赠了1475万英镑，它提供的援助超过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国家。出于比较的目的，我们将其联系到英国在“英法协和式飞机项目”（Anglo-French Concorde project）中投入的不可回收的开发成本，后者已经超过2.75亿英镑，而且据目前估计，这一成本将会达到4.4亿英镑。

这意味着在英国政府价值评判中，超音速客机的价值是900万难民生命价值的30倍以上。按人均计算，澳大利亚是另一个在“援助孟加拉”（aid to Bengal）榜单中相当靠前的国家，然而，它的援助金额不到悉尼新建的歌剧院成本的1/12。

从所有的捐赠来源统计而得，目前的捐赠总额大约是6500万英镑；而维持这些难民生存一年的预计成本是4.64亿英镑。大部分难民已经在帐篷中待了6个月以上。

根据世界银行的说法，在年底之前，印度至少需要来自其他国家的30000万英镑的援助。显然，如此规模的援助很难到位。印度将不得不在以下两种情况中做出选择：要么让难民自生自灭，要么从它自己的发展项目中调拨资金，而后一选择意味着更多的印度人将在未来忍饥挨饿。

以上是有关孟加拉目前状况的基本事实。就对我们的影响而言，孟加拉的状况除了其规模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只是世界各地由自然和人为原因引发的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状况中最新且最严重的一件。

况且，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地方的人们死于营养不良，以及与任何特殊的突发事件无关的食品短缺。我以孟加拉为例的原因在于，它不仅是我们当下所关注的事情，而且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得到了充分的宣传。没有哪个个人或政府可以声称对那里发生的状况一无所知。

1971年寻求庇护的难民。图源：Mujibnagar官方网站

此类情形有何道德意蕴？接下来我将论证，生活在相对富裕国家的人们对发生在诸如孟加拉的紧急状况的回应，不能被证明是正当的。事实上，我们看待道德问题的整体方式——我们关于道德的概念图式——需要改进，因为它使我们社会中现有的生活方式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

毫无疑问，在论证这一观点时，我不会声称我是道德中立的。我将试图为我所持的道德立场进行辩护，我希望，所有接受这一前提假设——我将在下文中明确指出——的人能够接受我的结论。

我的论证基于如下假设：因缺乏食物、住房及医疗服务而导致的苦难和死亡是糟糕的。我认为大多数人会就此达成共识，只不过每个人可能是通过不同的论证方式得到的相同观点。

因而，针对这一观点，我不做具体论证。人们可能会持各种各样不同寻常的立场，而且从某些立场出发或许会推断出死于饥饿本身不是一件坏事。反驳这些立场是困难的，甚或是不可能的。因此，为了简便起见，我将接受这一假设。不同意这一假设的读者无需继续阅读下去。

我接下来的观点是：如果我们有能力阻止某些不好的事情发生，而不必因此牺牲具有同等道德重要性的东西，那么从道德上来说，我们就应当如此行动。我所说的“不牺牲具有同等道德重要性的东西”，是指没有引发任何其他同等的坏事发生，或去做某种本身就是错误的事情，或者不能促进某种道德上的善，且这种善的重要性与我们能阻止的坏事相当。

这一原则看起来几乎同上一原则一样无可争议。它只要求我们阻止坏事，同时促进善的事情，而且它要求我们这么做的前提条件是：只有当我们能够不牺牲具有同等道德重要性的东西的时候。

我甚至可以——就将我的观点应用到孟加拉的紧急情况中而言——对这一观点进行限定，以使之成立：如果我们有能力阻止某些非常糟糕的事情发生，不必因此而牺牲任何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东西，那么从道德上来说，我们就应当如此行动。

这一原则可以应用到如下情境：假如我正路过一个浅水池，看见一个小孩溺水，我应当跳进水中将这个孩子救起。这意味着我会弄脏衣服，但就孩子的死亡想必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而言，这并不重要。

我刚才陈述的原则，其无可争议的表象具有迷惑性。如果据此原则，甚至是以它被重新描述的形式来行动，我们的生活、社会和世界将会发生根本的改变。首先，因为这一原则没有考虑亲疏或远近。

我能帮助的人不论是处于十码之外的邻居的孩子，还是万里之遥的陌生的孟加拉儿童，在道德上不存在什么差别。其次，该原则也没有对以下两种情况加以区分：我是唯一可能做点什么的那个人，以及我只是处于相同情境的数百万人之中的一个。

图片来源：博古睿研究院

我认为我不需要为拒绝考虑亲疏和远近的观点做过多辩护。一个人在物理距离上离我们很近，因此我们与他有私交，这一事实使我们更可能会（shall）为他提供帮助，但这不能表明我们应当（ought to）帮助离我们近而不是碰巧离我们更远的人。

如果我们接受任何公正、普遍、平等的原则，我们就不能仅因为一个人离我们很遥远（或者我们离他很遥远）而区别对待之。

诚然，我们可能处于一个判断需要做些什么来帮助离我们很近，而非遥远的一个人的更好的位置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了一个优先帮助那些在我们附近的人的理由。这或许也一度成为我们更加关心自己家乡的贫困者，而非印度的饥民的理由。

不幸的是，对那些想要限定自己的道德责任的人来说，即时通讯和便捷交通使得情况发生了改变。从道德观点来看，世界已然发展成为一个“地球村”的事实，使得我们的道德状况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尽管未被普遍接受的变化。

饥荒救援组织派出的，或者常驻饥荒多发地区的专家观察员与监督员，可以指导我们如同为自己街区的某个人提供援助一样有效地援助孟加拉的难民。因此，似乎不再有理由基于人们的地理位置而对他们予以区别对待。

也许更有必要为我提出的原则的第二层含义进行辩护——在孟加拉难民的问题上，成千上万的人与我处于相同位置的现实，与我是唯一可以阻止非常不好的事情发生的人的情境之间没有显著的区别。

当然，我也承认在这两种情境之间存在心理差异；如果一个人可以指出处于相同情境的其他人也没有采取行动，他就不会为自己没有做什么感到内疚。但这不会对我们的道德责任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如果环视四周，我看见其他没有比我离池塘更远的人也发现了溺水的孩子，但没有采取行动，难道我就应当认为，我对从池塘中救出溺水儿童负有更少的责任吗？

一个人只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就会发现人数使责任变轻这一观点的荒谬性。它为不作为提供了完美的借口；不幸的是，大多数主要的恶——贫穷、人口爆炸、污染等——每个人几乎都同样卷入其中。

如果用以下方式来表述，人数确实会造成差异这一观点可以变得看似合理：如果每个和我处于相同情境的人都给孟加拉救援基金捐赠5英镑，就将会有足够的钱为难民提供食物、住房和医疗服务；我没有理由比与我处于相同情境下的其他人捐赠更多；因此我没有责任捐赠超过5英镑。

该观点中的任一前提都是正确的，其本身看起来也具合理性。这可能会使我们信服，除非我们注意到它基于某种假定的前提，尽管其结论不是以假定的方式进行表述的。

若结论改为以下，这一观点将会变得合理：如果和我处于相同情境中的每个人都捐赠5英镑，我将没有责任捐赠超过5英镑。然而，如果结论如此表述的话，非常明显，这一观点并没有考虑到并非其他每个人都会捐赠5英镑的情况，而实际情况恰恰如此。

或多或少可以确定的是，并非和我处于相同情境中的每个人都会捐赠5英镑，所以实际的捐赠不足以提供必需的食物、住房和医疗服务。因此，相比于只捐赠5英镑，捐赠超过5英镑将会阻止更多的苦难发生。

有人可能认为这一论证会导致一个荒谬的结果。既然实际情况似乎是很少有人可能捐赠巨款，我和处于相似情境中的所有其他人就应当尽可能多地捐款，也就是说，捐赠的额度至少达到一个临界点，如果超过这个点，捐赠者将给其自身及其家属带来严重的痛苦——或许甚至超出临界点，达到边际效用点（point of marginal utility），如果捐赠额超出边际效用点，捐赠者对他自身及其家属造成的痛苦，将会与他阻止在孟加拉发生的苦难一样多。

然而，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捐赠总额将会超出难民救助所需，捐助者所做的某些牺牲就会是不必要的。因此，如果每个人都做了他应该做的，其结果不会优于以下两种情况的结果：每个人做的略少于他应当做的，或者只是部分人做了所有人应当做的。

这里的悖论只有在我们假设上述行动——向救济基金捐款——或多或少是同时进行，而且也无法预料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因为如果可以预料到每个人都将进行捐赠，那么很明显，每个人都没有责任给予在别人不捐赠的情况下，他将不得不捐赠的那么多。

如果每个人不是差不多在同时捐赠，那么后来捐赠的人会知道还需要捐赠的数额，也就没有责任捐赠超出所需总额的数目。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在相同处境中的人具有相同责任的原则，而是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其他已经捐赠的人，或者潜在的捐赠者处于一个相关的情境：后来捐赠的人已经知道多少人在捐赠，而先前捐赠的人并不处于和他们相同的情境中。

因此，只有当人们错误估计了实际情况，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捐赠时别人没有捐赠，但事实是他们捐赠时别人也在捐赠的情况下，我所提原则看似荒谬的结果才会出现。每个人做其应当做的事情的结果，肯定不会比每个人做少于他应当做的事情的结果更糟糕；尽管每个人都做他有理由相信他应当做的事的结果可能会。

如果到目前为止我的论证是合理的，那么，无论是我们与可阻止的恶之间的距离，还是与我们处于相同情境中的有责任阻止恶的人数，都不能削弱我们减轻或阻止恶的责任。

因此，我将把我先前主张的原则视为一项既定的原则。如前所述，我只需要在其限定的形式中主张它：如果我们有能力阻止非常不好的事情发生，并且不会因此而牺牲任何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东西，那么就道德上而言，我们就应当如此行动。

这一讨论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传统的道德范畴是混乱的。我们不能在义务和慈善之间做出传统的区分，或者说至少不能在我们通常所处的位置上这样做。在我们的社会中，给孟加拉救助基金捐款被视为一种慈善行为，募集善款的主体被称为“慈善机构”。

这些组织的自我认知也是如此——如果你送他们一张支票，他们会感谢你的“慷慨”。因为捐钱被视为一种慈善行为，但人们也不会认为不捐赠是不道德的。慈善的人会受到赞赏，但不做慈善的人也不会被责难。人们不会因为把钱花在买新衣服或新车，而不是捐给饥荒救援组织而感到一丝羞愧或内疚（事实上，他们不会面临这种选择），但是，这种看待问题的方式是不合理的。

当我们只是为了看上去“衣冠楚楚”而不是为了保暖而买新衣服时，我们不是在满足任何重要的需要。如果我们继续穿旧衣服，把钱捐给饥荒救援组织，我们不用牺牲任何重要的东西。但这样做，我们可以使他人免受饥饿之苦。

这就如我先前所说的，我们应当把钱捐出去，而不是买一些不是用于保暖的衣服。这样做不是慈善的或慷慨的，也不是哲学家和神学家所说的“职责以外的”（supererogation）——一种做了将是善行，但不做也并非不道德的行为。正相反，我们应当把钱捐赠出去，不这样做就是不道德的。

【阿卡德米的书桌】

本文中作者的核心论点是“如果我们有能力阻止某些不好的事情发生，而不必因此牺牲具有同等道德重要性的东西，那么从道德上来说，我们就应当如此行动。”

这意味着生活在相对富裕国家的人们有义务救助处于紧急情况中的难民，你认同这一观点吗？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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